2018年11月21日，华东师范大学亚欧商学院特邀法国里昂商学院战略管理教授、教务长Philippe MONIN为亚欧商学院及经管学部师生带来“学术前沿”系列讲座第10讲—社会创新的均衡：喀拉拉邦（印度）姑息治疗的起源和传播。本次讲座由亚欧商学院中方院长何佳讯教授主持。
社会创新（Social Innovations）何时何地出现并传播？怎样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条件有利于社会创新的出现和传播？Philippe MONIN教授及其团队通过一项非常普通的自然实验来回答这个问题：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在印度的异质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对姑息治疗的定义是“姑息治疗医学是对那些对治愈性治疗不反应的病人完全的主动的治疗和护理。控制疼痛及患者有关症状，并对心理、社会和精神问题予以重视。其目的是为病人和家属赢得最好的生活质量。”
尽管20世纪90年代，在印度的不同地区出现了姑息治疗，但它仅在喀拉拉邦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部门（喀拉拉邦覆盖率为60％，而印度其他地区的覆盖率为2％）。研究发现，是由于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的发明才使得姑息治疗的传播成为可能：基于社区的姑息治疗组织（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 'CBO'）。CBO利用以社区为中心的方法来筹集资金、决策，通过志愿者和医生、护士团队每周为患者提供家庭护理。志愿者先接受包括沟通技巧和基本医疗救济，如伤口敷料和烧灼等培训，而后访问他们附近的患者，了解他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并为家庭提供情感支持。医疗专业人员扮演次要角色。这是一种新颖的，本土的独特形式。
尽管有诸如思想、资金和技能等可用资源，但基于社区的姑息治疗并未在印度其他地方出现。Philippe MONIN研究了这种社会创新是如何在喀拉拉邦出现并扩大规模（社区组织的数量）和范围（涵盖的疾病数量）。研究发现，这种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出现在喀拉拉邦，是因为适当的地方（何地）和历史（何时）环境创造了一定的均衡条件，是一系列特定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包括横向联合主义、参与式民主、社区组织的普遍性、政治能力、寻求健康的行为、基础设施和能力的可用性。
横向联合主义
（Horizontal associationalism）
在印度，联合（Associational）主要是纵向的，其标志是参与的直接障碍（例如强制性社会排斥）以及间接障碍（如社会，文化和教育资本的群体分配）。相比之下，喀拉拉邦拥有更高程度的横向联合主义，工会化率高，合作机构网络最广泛，非政府组织密集。
参与式民主
（Participative Democracy）
与印度其他地区因种姓，等级，性别等特征产生排斥不同，喀拉拉邦几十年来一直是广泛动员和国家对减少社会不平等和增加公民参与的响应的场所。参与式民主引发了普通民众通过审议实践和将行动与讨论联系起来解决自身问题，参与公共决策和国家资源分配的努力
政治能力
（Political capacity）
喀拉拉邦在健康相关问题上发展了强大的政治能力。在独立之前，喀拉拉邦在西方医学和土着阿育吠陀系统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在20世纪70年代，尽管经济增长率低，人均收入低，生产部门停滞不前，喀拉拉邦在印度拥有最高的社会发展指标，并获得了“喀拉拉邦发展模式”的绰号（1975年发展研究中心报告）。
到2011年，喀拉拉邦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9，是印度最高的，具有较高的预期寿命，较低的婴儿死亡率和典型的识字水平（该国最高），与许多发达国家相当。喀拉拉邦还拥有该国最好的公共卫生系统（印度政府，2011年）。高识字水平显着提高了对医疗保健问题的认识。重要的是，医疗成就超越了种姓，宗教，农村/城市和性别的鸿沟。
基础设施和能力的可用性
（Availability of infrastructures and competences）
在喀拉拉邦出现姑息治疗之前的几年里，大约90％的喀拉拉邦村庄距离药房不到2公里，大约78％的村庄距医院不到5公里，而印度其他地区只有25%的村庄在2公里内有药房，35%的村庄距离医院5公里内。（经济和政治周刊，1985年）。
在以社区为基础的姑息治疗中，护士是重要的护理提供者。印度其他地区无法保证训练有素的护士队伍的可用性。
Philippe MONIN 教授与师生们积极互动，认真回答同学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讲座最后，亚欧商学院中方院长何佳讯教授为Philippe MONIN 教授颁发纪念奖牌。